位置 北京

演讲人 英国第一国务大臣曼德尔森勋爵

事件 中央党校演讲

日期 08/09/2009

曼德尔森勋爵今天在中央党校就中英、中欧关系的未来发表了演讲。

 

阅读完整演讲稿，请见下：

“大势所趋”：多边世界中的中国、英国和欧洲

很高兴再次来到中央党校。这次访华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值得我们所有的人一起为之祝贺。我还要祝贺的是，中英两国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牢固。我们的北京大使馆就常驻有十五个英国政府部门的代表，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双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我上一次来中央党校演讲是四年之前，当时我担任欧盟贸易专员。正是在担任那个职位期间，我真正开始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全球大国，她的再次崛起必将重新定义亚洲及国际经济和政治版图。

尽管取得这些成就已足够艰辛和复杂，但在应对这个挑战之外，中国还面临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引导国家平稳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变革。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民族关系复杂、教育、医疗以及养老金等问题，都是大多数政府都熟悉的挑战。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变革，无论在规模还是速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各位是中国未来的决策者。而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无论是在中国、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必须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当前所做的决策，以及我们未来几年所面临的决策，将对你们在今后几十年治理国家时面对的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你们将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国际主义观念的一代领导人。虽然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会比较慢，但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些最大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努力取得国家优势地位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部署国家行动以有效解决国际问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没有矛盾。

银行业和金融危机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伴随此次危机的更大问题，是我们如何管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挑战在非洲最突出。但是，最紧迫、最根本的挑战可能是气候变化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孤立的国家范围，因为大气没有国界，它只有一个国际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国际谈判会议室里度过很多时间的人来说，这不能不让我担心。我看到过一些很好很有必要的全球议程，由于狭隘的国家政治而陷入僵局。多哈回合世界贸易谈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充满压力的全球化阶段——对资源的竞争、做出痛苦妥协的迫切性以及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方式的要求，将在很大程度上界定这个阶段。从决策者和政治家角度来看，这将要求采取超越寻常的灵活措施。它迫使我们注重更多的方面，而不仅仅是取得最低水平的一致，因为这关乎许许多多的利益。

今天，我想就今后的这个全球化阶段谈几件事情。我认为，各国应对银行业危机和国际经济衰退的举措，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做错了，影响可能是深远的。而中国在此方面至关重要。

我认为，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甚至更为迫切的国际合作问题。中国在此方面同样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谈谈英国和欧洲，以及我们如何才能继续加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金融危机之后

过去二十年是全球经济相对乐观的时期——当然也是中国经济发生非常积极变化的时期。假如让时光倒流，比如说回到1979年，你会发现很难找到一位经济学家，能够预测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将经历全球历史上最强劲最持久的增长繁荣。或者巴西和拉丁美洲会有它们自己特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腾飞。

而这种经济史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选择的结果。选择对国际贸易开放市场；选择根据全球供应链接受一种生产模式，发挥比较优势；选择经济国际主义，而不是经济民族主义；选择自由市场，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一些人士认为，银行业危机使这些选择值得怀疑。我在中国和英国都听到了这种声音。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诚然，这次银行业危机的确是一个警告：但它是警告我们未能正确监管金融部门，警告那些操纵监管标准的人。它还警告我们必须将全球经济的一些治理全球化，以符合全球经济运作的方式。

但如果这是全球经济时代的第一次危机，则它并不是全球化的危机。当然，全球化的确使这次危机的负面影响扩散到全世界，但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也并未超过经济一体化已经带给各大洲的好处。

不过全球银行业危机和经济衰退确实暴露了各国经济体的弱点。西方抵押贷款业和投资银行业的许多领域遭受的打击只能形容为专业能力和监管能力危机。英国的家庭负债太多，其庞大的金融服务部门使其容易受到金融市场崩溃的冲击。不断萎缩的全球需求严重影响了德国和中国等出口主导型的大国，这让他们真切认识到，成功的增长模式还必须配合以更大的国内需求。

而更根本的是，在全球经济的中心出现了一种失衡，最终必须加以纠正。这体现为美国的巨额赤字和中国的巨额盈余。用中国本国人民的高储蓄来资助富国的过度消费习惯，这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我看来，这种全球经济图景有三个要点。首先，正如温总理今年3月份所说，此次金融危机还没有损害开放型经济体的基本面，这些国家的资源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分配。我们需要有效的政府来定义市场的范围和界限，但是公司和行业，包括银行业在内，最终仍需要市场竞争的刺激和约束来推动企业成长和创新。近年来，在中国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是私营企业。

对于过度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惨痛教训。但这并不能削弱自由经济、私营企业和整个市场的存在理由。我们必须驳斥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将金融危机视为恢复传统国家控制权和所有权的一个契机。

当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基础商品开始供不应求时，这将变得甚至更加重要。我们需要全球市场和供求力量向生产商发出必要的信号，促使他们提高生产率并降低价格。另一种情形是对供应进行控制和竞争，从而推动价格上涨，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输。

当然，在英国，我们除了对市场和私营企业的承诺外，工党政府也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和个人机会。我们认为，经济效率必须与社会公正携手并进。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没有必要害怕，而且可以从进一步开放中获益更多。这将有助于重新平衡经济，并推动它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转移。抵制保护主义是重要的，但还不够。如果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比其它大多数国家的损失更大。但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它也会赢得更多。

第二点，我们面对的困难现实是,全球经济发生的情况是各国政府主权决定的结果。像中国、日本、美国或欧洲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根本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它们的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维度和全球影响。这意味着我们会从各经济体的良好治理中拥有合理利益。这是我们的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去年在北京大学演讲的主要内容，被描述为“负责任的主权国家”。

因此，虽然我不认为这些决定可以或应当简单地国际化，但显然需要大大提高对这一国际维度的认识。我们需要一个经过全面革新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在其中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对全球维度进行辩论。仅仅有八国集团（G8）是不够的。我们都一致认为，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变得更强大，更具代表性。英国支持中国在上述机构中享有更多的权利。

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完全处于中心地位。它几乎占全球贸易的10%，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它是全球需求的巨大引擎之一，而如果决策正确，它到本世纪中叶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随着增长，中国在尽量小心行事。但现在它的全面领导作用无可替代，这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所以我们可能要问：我们迄今为止应对银行业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举措到底如何反映这三点？ 我认为答案是非常积极的。我们看到了相对较少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尽管保护主义显然仍是经济复苏主要的潜在风险之一。

而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对于未来限制保护主义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反对孤立主义的保护性政策。在这个领域中，中国的领导能真正帮助扭转局势，如果其它国家愿意采取措施的话。

4月份伦敦峰会上协调的国家财政刺激措施大大推动了国际需求，尤其是中国的4万亿综合方案和医疗改革计划。

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处于20国集团（G20）进程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有必要授权给金融稳定委员会等机构，并加快改革，使国际金融机构更好地代表它们监督下的全球经济。英国决心在本月底在匹兹堡再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继续推动这一议程。

气候危机

除了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管理，我们现在正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采取行动以限制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创造大量“绿色”的经济活动和新的工作岗位。这是对现代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项挑战，因为危险的气候变化在贵国代价太大，而且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唯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途径是依靠低碳节能技术，再加上开放市场。

与欧洲不同的是，将在2030年的中国存在的大部分住宅、办公室、电站和基础设施都还没有建造。这意味着中国进行绿色发展和创新的潜力巨大。作为欧洲设定低碳目标的领导者，英国在这项工作上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合作伙伴，并且是专门知识和投资的潜在来源。

但是这里所指的此类绿色革命一个关键前提，是在12月的哥本哈根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没有人怀疑旨在限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协议中涉及的公平问题的重要性。没有人会不同意富国承担独特和额外的负担。但是，如果要有一个协议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快速工业化国家显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听任这些问题久拖不决，那么哥本哈根有可能成为全球时代早期一个明确的失败。一个软弱无力的协议也将是比较昂贵的选择：昂贵之处不在于妥协和行动的成本，而在于不行动的环境和经济代价。而由于地理的偶然因素，这种代价将不成比例地落在穷国身上。

英国、欧洲和中国

最后，我想就英国与中国的关系说几点，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多极世界中，欧盟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战略愿景，实现我们想要的那种伙伴关系。这个愿景应当与我们经济关系的规模以及我们合作的重要性相匹配。它首先应当基于建设性接触。

它还需要足够持久，以处理摩擦，并允许我们坦诚对话。在诸如言论自由、法治和公民自由等政治问题上，这一点很重要。
 
这些问题对我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权利，而且还因为它们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例如，对法制的信心使香港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它持续繁荣的原因。

不过，需要持久关系的重要性还在于英国和欧盟将继续争取改善欧洲公司在华贸易条件；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更广泛地进入中国市场，并促进我们的外国直接投资。

我们将继续考验中国在WTO的一些贸易做法，正如我相信中国会继续考验我们的做法一样。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一对世界最大的贸易关系之一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在持久关系的背景下，它们应该不会造成过度的政治波动。

我本人担任欧盟贸易专员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为了使这个关系成功，欧盟本身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欧盟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合作伙伴，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中方高级谈判代表往往想要和需要欧洲委员会具有更高的一致性，让他们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和谁进行谈判。我相信这是欧盟和将在几个月后就任的下一届欧洲委员会的关键外交政策挑战之一。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清晰一致的渠道来与中国进行沟通，特别是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其它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

但是，让这一关系步入正轨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欧盟是一个愿意合作的伙伴。它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强权。它是多极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想和中国做生意。

结论：“大势所趋”

近来有些人谈到“G2”（2国集团）时代，即美国和中国一起设定全球议程。在我看来这是试图简化世界，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5月，温总理在布拉格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在世界政治中，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我同意这一点。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印度是它两个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关系；非洲是它最大的发展政策挑战之一。没有简单的、两极的模板能反映这个世界。

如果我今天的发言有一个简单的讯息，那就是要加强温总理关于大趋势的论断。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在气候变化上，在一般的地缘政治上，我们正在进入必要的国际主义时代。

我们在未来几年内做出的选择，将对我们的长期繁荣和安全产生根本性影响。如果我们要维持已支撑20年增长的开放型全球经济，那么我们就必须从银行业危机正确吸取教训，保持我们的市场开放，让国家继续在商业和企业中发挥适当而非主导性的作用。如果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那么我们就必须务实并且要有成功的渴望。作为中国人或欧洲人，我们的任务是满怀希望，灵活而坚定。而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中国和欧洲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视为共同努力解决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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